社会学随想录 其一

“洞悉社会之业,解离社会之苦”。虽然某天我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仿佛言灵一样概括了我研究社会学的初衷,但里面表示的含义我至今也不能解释的十分清楚。什么是社会的“业”,什么又是社会的“苦“?形成愈加复杂而精细的社会势必会对人提出愈加复杂多样的要求,这些要求或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或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或是以社会分工的形式存在,或是社会分层的形式存在…如此等等。社会愈是发展,要求愈是多样,对人的束缚愈是严重,人也就愈发地窒息。有人会说发展在带来要求(我们可以称为“社会控制”)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更多的行为选择,换言之,自由与束缚同在。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自由与束缚,到底天平的两端重量如何?想要对其做类似这样的精细化分析就不能不借用已有的社会学典藏。我们需要低下高贵的头颅,承认在社会已经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之前,必然有人已经尝试对其进行各种分析,并对其之后的发展做出警示或者甚者——修正。尽管这些努力从今天看来并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或者它已经发生了作用,不然现在的情形会变得更糟——总之,如果我们想把这些束缚归因于19世纪以来的社会分工,就不能绕过涂尔干的铜墙铁壁;如果想把这些归因于无形的氛围或场域,布尔迪厄又在前方等着我们。这看上去有些绝望,我们无法自认为聪明,我们想要洞悉社会的苦与业,却需要先从那些社会改良失败者的围追堵截中突围出来,并在反围剿的过程中积累成为下一个失败者所必须的经验和勇气。但是,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所说:“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家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过这一论题,我们现在才得以写出这些论述。这些论述注定是要被那些具有更重要意义的论述所取代的,因为一切科学皆是如此。… 我们必须要承受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所做出的研究到底成就如何只能听收别人的质疑了”。

那么,在我们使用前人的社会学工具分析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发问,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什么的学科?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的分界线又在哪里?

研究社会——这一顾名思义的答案明显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它没有包含任何信息量。从社会这个词本身来看,即 social, 其词出现的时间,从拉丁词源 socii 来应该不算太短。但是社会学定性成为一门学科却已经是十九世纪的事了。这期间有一个巨大的gap, 造成这一 gap 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之前的社会环境本身欠缺“孕育社会学所需思维方式”的土壤呢?如果在中世纪一个自称“社会学家”的人,采用现代社会学家都会用的分析方法和调查方法,会不会被教会直接打成异端呢?毕竟,在之前的时代,绝大多数被广泛采纳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宗教活动,民俗等)并不是允许质疑,允许发问的。尽管从我们已经阅读的资料来看,上述假设并没有得到任何事实的验证(实际上一种说法是社会学起源于十八世纪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但是上述假设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即社会学本身所需的思维方式和调查方式应该有某种独到之处。这种独到,要么与其他学科本身的思维方式加以区分;要么与其他学科的作用对象加以区分,否则这门学科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回答“社会学所需的独有思维方式是什么”这个问题,才算能够相对深刻地领会“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什么的学科”这一初始问题。从所需的思维方式来看,社会学早在孔德,斯宾塞的起源时代曾经借鉴了同时期生物学的一些思维方法,但是作用在了社会这一研究对象上。从作用对象来说,社会学虽然与心理学,人类学,现象学等的研究对象有所交叉,但是其思维方式本质是有所区别的。举例来说,比方说自杀这一个体行为及诱因想必心理学已经有了很多论述和专著,但是从“不同的社会属性对公民自杀行为的影响” 这一维度的分析,则是涂尔干的《自杀论》第一次从社会层面的角度进行论述。与心理学相比,社会学虽然也包含对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但是更侧重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是结构功能论,还是冲突论等。重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内部关系而不单单聚焦在个体认知行为本身,是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之一。这可能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区别所在。

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呢?事实上两者的交叉程度确实很大。只能说社会学家的研究并不严重依赖于基于元人类(未经社会发展雕琢过的原始人)的田野调查。人类的元认知和基于历史的演化,尽管会是社会研究的一个维度,但绝不是社会学的核心内容。这点和重视巫术,宗教与人类演化关系的人类学(参考《金枝》)相比,还是很不一样的。(布尔迪厄:那我的《实践理论大纲》是在写人类学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属性是无道德属性。这并不是说社会学家不讲道德,而是说道德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可能的归因,事物的一个属性维度,仅此而已。比如面对“班级霸凌问题”,正常的做法(学校)是谴责霸凌者,对相关的学生请家长,进行思想教育或者惩罚。心理学家的做法是对霸凌者,被霸凌者,以及袖手旁观的众人进行行为分析和心理认知分析,并从原生家庭,个体性格等多个方面推测霸凌现象出现的原理。社会学家则是从霸凌者,被霸凌者,吃瓜群众与管理者(老师)这些构成整个班级系统的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做研究。霸凌现象的产生真的单单与霸凌施与者道德等因素有关吗?管理者对被霸凌者不适当的教育方针(比如因考试成绩等原因当众批评和辱骂)会不会对众人对霸凌现象的漠不关心起到隐性推动呢? 霸凌现象的发生与不产生,对遭受霸凌者之外的人,有什么潜在影响与区别呢?以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来看,如果在一个社会系统里,一种现象在不同种类的社会里(比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社会)是广泛存在的,那么该现象便是社会系统中的正常现象,而非病态现象。注意这里界定病态与否的关键是“是否广泛存在”,而不是合乎道德和法律。那么,诸如杀人等犯罪行为,以及在班级系统内的霸凌现象,都算是正常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产生绝非单个人的道德水平败坏,而是社会系统结构本身注定某些成员会站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来行使某些“社会职能”,尽管这些社会职能在我们的眼里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反法律的。 只有鞭辟入里地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根本性动机,我们才能就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看到丝许的转机。社会学家面对一个待研究的现象,并不会先入为主地进行各种批判,在社会学家的脑海里,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正义性。这种呶呶不休地寻根究底,不受各种先验思维习惯和观念定势束缚的风格和劲头,或许是社会学家令人头疼和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